河北空管分局气象台完成2015年第二季度绩效考核工作

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往往在集体讨论时作为重要参考，而行政批示的内容一般都会转化为最终的行政决定或决策的具体内容。

依此逻辑，由于法官乃是兼具多重身份的，故而法官的多层责任亦难免有些重叠，而非绝对的层次分明。不过，与此相对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做法亦不在少：如有论者认为，为做好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衔接，应设置纪检监察中心，由党的纪委或是监察委员会派驻人员组成，且该纪检监察中心不属于法院内设机构{36}。

而随着人民法院监察制度与国家监察体制关系的理顺，尤其是对二者监督范围的合理界分，两种监察得以并存的前提亦随之具备。第4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另行规定等。例如，德国便对法官的职务履行和纪律惩戒设立了专门的职务法庭，一是为了促使法官遵守纪律，二是为了在法官自治的前提下保障法官的独立性。根据《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职权较为广泛，比如有权检查人民法院及其法官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受理对人民法院及其法官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调查处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违法行为等。而在人民法院内部，纪委的派驻机构与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同样是合署办公，由于纪委派驻在法院的机构需要接受纪委的领导，于是在此种体制之下，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工作实际上亦会受到同级行政监察部门的指导。

更为关键的是，人民法院监察制度是该多源监督格局中唯一的自律监督形式，因此其能够较好地兼顾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与对审判权行使的监督制约，此一功能显然是其他监督形式难以具备的。同时，即便是在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北京市，充实法院监察部门和机关纪委力量，更加主动有效地开展法院监察工作亦是被写入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35}。中国、印度、中东为何没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个事实本身不就证明，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基因？既然西方人以坚船利炮、用打家劫舍的方式给我们带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福音，使有我们幸被剥削、被奴役、被污辱，难道不应感谢这些一手火枪、一手圣经的天使？可是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决非西方所独立开出的一种经济制度，更非西方所独有的一种社会形态。

[ii]  布罗代尔也认为，14-15世纪存在着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伦巴第诸城市、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因了与威尼斯的优先联系构成了一个城市群，它们无可争议地是威尼斯为首的经济世界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说？从本质上看，无论何种资本主义，都得靠利益或赢利动机来驱动。在中国历史上，越往后，商人与士绅的结合便越紧密。不说随着殖民地的深度开发，南北美洲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市场给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市场支持，仅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和非洲奴隶贸易，便为西欧的工商业提供了强大动力。

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有了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个人便活得更有底气，更有尊严，便会更理直气壮要求更多的权利，当权利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和更多尊严时，更是如此。

[9]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55页。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积极性的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6]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0页。[13]  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65-66页。

也参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第71页。及至明清时代，商人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远不像在一千多年以前那么受压制了。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和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在近代初期，对资本主义发展极有利的因素如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只存在于西欧，而不存在于其他经济体系或文明里。

自12世纪初起，弗兰德的市集已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人。最后，禁锢经济活动的封建领地制度被打破，整个西区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古代罗马城镇恢复了生气，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

[5] 问题是，威尼斯人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弗兰德固然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发展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但这种联系究竟是如何促进它自身发展的？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是商业更重要，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难道不占据主导地位？难道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商业的态度刚刚相反？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并无本质的不同。那么，究竟是谁在商业资本主义中唱主角？是商人。

一个必得要问的问题是：为何现代资本主义首先诞生于西北欧？或者说，为何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历史经济体系，如中国印度，没能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一直以来，学术界从几方面来问答这个问题。[4] 斯密，《国富论》，第191页。中世纪史专家皮雷纳便说：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中世纪末，对来自意大利城市的南方人来说，来弗兰德的商人是北方人。离开了商业，剩余产品便成为无用之物，生产因而也得不到刺激，就会是一潭死水，甚至恶性循环。最终说来，市民所获得的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更加尊重获利动机及相应行为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果。

除了早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成长以外，也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地成长。[2] 很显然，美洲的开发给旧世界制造了一个越来越大市场。

同样地，自由市场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16] 在1800年以前，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资本主义来推动的，但1800年以降，已主要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来推动了。

如果权利能够带来利益，当然要争取。但如果说弗兰德资本主义的繁荣推动了伦敦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使弗兰德资本主义得到大发展的，很大程度上又是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早期资本主义。

[21]市民在经济上的空前活跃当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些人在与封建领主、王公和农民的博弈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有了商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从西欧现代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决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体系，决不可能存在一种不依赖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

从根本上讲，这种静止状态是由人与土地的封建关系强加给欧洲社会的，终究会被打破。当然必须承认，在历史早期，确切地说在明清之前，中国商人受到更多的抑制。

这时的西方可谓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晚至11世纪，欧洲仍相当落后，可以说还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外。

这时，中国人如此痛切地认识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几无保留地接受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将其奉为真理。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

而抑制商人的根本动机，又在于统治者对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考虑，因为太过活跃的商业必然对既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秩序造成破坏，而在一个儒家思想主导、高度重视维稳的超大型共同体里，良好的国家治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总是被放在首要位置。从美洲市场对欧洲工业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这种优势的意义就更明显了。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这里，完全可以采用世界体系论学者中一个通行的观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一直处在扩张的过程中，一种世界性的资本积累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

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态只是欧洲所独有的历史现象，而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11] 但这还仅仅是链锁反应的开始。

所以问题是，在近代初期，意大利南方的早期资本主义是凭其自身独立开出的？历史表明，有比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更早的资本主义。接下来，是商业资本对西欧腹地的长期渗透，这使西欧逐渐摆脱了静止状态。

[20] 那么，商人或市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角色？他们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4] 尽管威尼斯受辩证法的制约，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恰恰是因为太成功），但资本引起的链锁反应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发不可收拾，扩张到全欧洲。